无论从哪个角度，相比先前的“成都狼狗咬死小偷”一案，此次“4岁男童死于恶狗之口”案则显得明了了许多。一则，从身份上讲，男童要比小偷更加无辜、可怜；二则，3条横行乡村街道的恶狗，远远要比圈养在家的看门狗危险，这也加剧了事件的恶劣性。可是，就是差别如此之大的两起案件，在处理结果上，却是惊人的一致——击毙恶犬，之后再在全城范围内进行整治行动。

　　对此，有网友戏言：“替罪羊”一词已经OUT了，从时代感角度讲，“替罪狗”是更摩登的，应该取而代之；更为可怕的是，“替罪狗”往往还不是一条，“一狗咬人，全城遭屠”也是常见的事。虽然这样的调侃带有玩笑之意，可是，我们对于“替罪狗”的思考却不应止于玩笑之语：除狗之外，养狗人该不该负责任？如果事情比较恶劣，可不可上升至刑事责任？可是，上升至刑事责任，裁定及量刑问题又无法可依，奈何？

　　也就是说，虽然呼市公安部门已经以“危害公共安全罪”将恶犬饲养者刑事拘留了，但“危害公共安全罪”这顶帽子显然是过大了，至于危害了哪条公共安全罪、该判几年刑，都缺少一个“量体裁衣”的法律。这就像交通领域中的“胡斌案”，如果“欺实马事件”是以专门的酒后肇事罪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畴之内，胡斌就不应该判刑三年。不客气的说，对于规范养犬事宜，我国法律是存在着明显的法律缺陷的。

　　对此，国外的经验则可以拿来利用。美国不仅设立专门的犬事管理机构，还设有犬类疾病预防、控制、治疗中心，还专门设有三部涉犬法律：《联邦动物保护法》明确规定了“因狗致人损伤或其主人疏忽致使他人受到伤害的，狗的主人要承担法律责任”的条款；《恶犬法案》规定主人必须在公共场合给狗戴上约束皮带和防止咬人的口套，否则就要负刑事责任；《妨碍公共利益法》规定了因犬吠而引起邻里之矛盾的处理标准，也规定了狗主人在社区环境卫生方面的责任承担。

　　可以设想，如果我国有了《联邦动物保护法》，不仅不会出现“替罪狗”之说，就连那种血腥的、野蛮的打狗行动，也不会再上演了；如果我国有了《恶犬法案》，公检法部门便可以以更为正当的理由将饲养者进行刑拘、判刑或进行处罚了；如果有了《妨碍公共利益法》，饲养者也不会这样无视公众安全问题将恶犬放出家门了……可以看到，是法律的不健全导致了现在恶狗的横行；进一步讲，如果我国相关法律仍然得不完善，狼狗横行很可能会制造出另一个“大虫横行于市”的时代，到那个时候，人人惧于出门，只能期望一个“新版武松”或者奥特曼的出现了……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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